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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小平指示戰略東移——石油勘探的重大決策
對于新中國的石油工業來說，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，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轉變時期。石油工業在經歷了50年代的起步發展后，形勢依然嚴峻，國內石油產品只能自給40%。在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，石油部是國家各工業部門中唯一沒有完成任務的部門。1957年全國石油產量僅145萬噸，天然氣和人造油的產量是“平分秋色”。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發展的石油工業，是靠天然油，還是人造油？面對這樣一個問題，石油工業的中共中央最書記鄧小平當機立斷，指出：“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家，當然要靠天然油�！秉h中央決策要在全國更大的范圍內開展勘探，把石油勘探布局向東部轉移，以改變中國石油工業偏居西北一隅的不合理局面。
1953年-1955年，在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的支持下，翁文波、謝家榮、黃汲清、邱振馨等人負責編制的三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含油氣遠景分布圖，將中國劃分為11個含油氣遠景區，松遼盆地劃分為第6區，認為松遼盆地主要是侏羅白堊系新生代堆積，定為三級遠景區。
1956年2月，在全國第一屆石油勘探會議上，康世恩提出將全國主要含油氣地區作出全面規劃，有步驟地進行勘探，從目前工作看應分為三類地區，把松遼地區列為第三類地區。1957年3月，黃汲清在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上所作的《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》中，將松遼平原劃入含有遠景區，并談到在4-5年以內，將鄂爾多斯、四川、華北平原、松遼平原四大地區作為重點是在正確的。同年，石油部總地質師陳賁在石油部勘探會議上提出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作布置，應“在塔里木、吐魯番、黔桂、松遼、六盤山五個地區安排一定的工作量，進行區域勘探和尋找石油�！�
地質界的輿論和科學預測以及第一屆石油勘探會議上康世恩的建議，對我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。
1958年2月27日和28日，石油部部長李聚奎、勘探司司長唐克以及翟光明、王綱道同志，就天然氣的勘探問題向鄧小平進行了匯報，聽取匯報的還有余秋里同志等。鄧小平明確指出，要對松遼、華北、東北、四川、鄂爾多斯地區多做些工作。鄧小平的這次談話，大大加速了我國石油勘探東移的進程，對中國石油工業實現大發展，實現質的飛躍意義非同尋常。
石油工業部于1958年4月成立松遼石油勘探大隊，同年5月又將勘探大隊升格為松遼石油勘探處，6月又一次將勘探處擴大成松遼石油勘探局。同時，石油部還決定成立了華東石油勘探局、銀川石油勘探局和貴州石油勘探局。在短短的3個月里，松遼盆地的勘探機構連升3級，在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歷程中實屬罕見，說明了石油工業的決策者們，對松遼盆地所寄予的厚望。
石油勘探戰略東移，對大慶油田的發現，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。
1958年2月，地質部發出了“三年攻下松遼”的戰斗口號。在吉林省扶余縣前郭旗的一口井中，首次遇見厚達70厘米和50厘米的油砂巖層。6月17日，又在公主嶺西北楊大城子鎮附近的一個鉆井中，遇到了一個厚度在3米以上的含油砂巖層，巖心取出后原油滲出。6月25日，新華社根據這個資料，發出了“松遼平原有石油”的消息，報道說：“松遼平原不久將成為我國重要的油區之一�！�
1959年2月11日（正月初四），在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家里召開了石油部和地質部兩部協作會議。經過充分討論，大家一致同意對松遼盆地勘探成果的基本估價和1959年勘探部署，并明確了兩部分工。1959年3月，石油部在四川召開南充會議，又發動群眾討論了宋遼盆地勘探部署和措施，提出要加強地質綜合研究力量，確定由石油工業部是有科學研究院余伯良率領部分科研人員、北京石油學院部分師生與原松遼石油勘探局研究人員，聯合組成了松遼盆地地質綜合研究大隊，余伯良任大隊長兼松遼局總地質師，胡朝元、鐘其權任副大隊。
松遼盆地勘探隊由二部一院（石油部、地質部、中國科學院）通力合作，充分體現了全國“一盤棋”的團結協作精神。
松遼盆地石油勘探，是第一次貫徹以盆地為整體的勘探部署，在廣泛的覆蓋區開展區域綜合勘探的一次成功嘗試。通過兩年多的普查、勘探，明確了中央坳陷是油氣聚集的有利地區，進而優選了鉆探目標。從盆地打第一口基準井（松基1井）開始，到發現大油田只有一年零兩個月，這是中國油氣勘探史上最成功的一個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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